社交网络人擦不净的眼镜片

（泡泡特约）几天前S被邀请加入一个群聊，群主最先私下告知他说“这里Trump的粉丝比较多，说话小心点”。他是很小心的，不过没几天就被踢出来了，因为反驳了抵制穆斯林的主张。

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所看到的都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戴着一副眼镜，基础认知能力、性格特征、兴趣便好、学识基础、文化特征、标签偏见等等重叠成了厚重的镜片，我们就是透过它在看世界。如果仅是这样或许问题还不太大，更要命的是，这副镜片往往还是脏的。尤其在社交网络时代，它很容易被搞脏，你还不一定感觉得到。

上周，一位网友很骄傲地说他半年来第一次翻墙，我问他是寻找什么消息吗，他说是，“为了看twitter上关于锤子手机的评论”。他认为，微博上不容易找到反对的声音，不是管制的问题，罗永浩还没资格动用网信办，而是从众效应让人很难信服那些一边倒的立场……但结果呢，他表示，“锤子手机可以买，因为我的TL上很多人都在点赞”。

然而我所见到的却都是调侃和质疑。在社交网络上，我们每个人眼中的世界都不一样，这取决于我们关注的信息源都是些什么。有的人follow数字上千，想必也无法一一浏览，分组功能可以让人们更便捷地形成自我局限。

就在前几天，“中国网络部落化”的概念又被刷了一遍，虽然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的确已经部落化，社群应当可以发挥现实效用，而当下不存在，如果有人关注过Facebook上那些形形色色的社群就能做出对比，那才真是部落，线上下皆活跃、可集结、有资本、对现实政治有影响能力，LBGT绝大多数游行活动就是从Facebook上召集的，它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城市同步进行。中国局域网的小共同体最多只能算一种局限性，它基于人情社会的特征，与网络特征无关。另外，我在Facebook能结交很多国家的朋友，他们之间可因我的关系而产生新的连接，但这其中没有中国人。语言是一小方面原因，更多的是保守和被动，或者说互信程度过低。回头看，“部落化”的认识或许与作者的生活环境相关，比如自身所在小团体内有足够的共识、线下经常聚会等等，但这仍可认为是圈子的特点，而非部落，并且中文社交网络整体也基本没能出现真正的部落组织。

为了研究中国局域网封闭式社交模式的内在，两年前开始我不再拒绝被添加入群的邀请，截至目前为止仅一个账号已经积累到402个群聊，但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圈子性质，都是人们称之为“综合群”或者“话题群”的类型。加入这样的群聊很容易，而圈子型则不容易，并且以中国的人情面子社交特征为基础的聚集，其中很难出现真正紧密的圈子，大多数人不过是在使用圈子形式和圈子化语言进行着局限在社交网络（加饭局）中的交往。

有网友怀疑，为什么特朗普的负面新闻铺天盖地，他的民调支持率还是与希拉里差距不大？于是会就此怀疑民调的准确性，甚至怀疑媒体的公正性，或许都有可能，也都没可能，但有一点是事实：人们只会去选择那些自己想听的故事，而忽略那些自己不喜欢的内容。

就如对特朗普的更衣室下流言论，在他的支持者眼中就如同他夫人拼命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言那般，不过是“boy talk”，他们甚至会就此认为特朗普“更真实、更像个男人”（反击希拉里的标志性观点之一就是说她不真实）。

你注意过没，在中国的局域网里，很多文章会在标题前面放上作者的名字，那些名字一般都比较响亮，或者是圈子名人，或者是领域名流，连一些中文媒体也这样使用，但我在英文媒体里没有见过这种状况，即便是SIS（英国秘密情报局）前局长给FT写的评论文章，也没见把John Sawers的名字放到标题上。

这种做法的宣传效果显而易见，转发链接出来后读者不用点击就可以知道是出自哪位“大佬”的手笔，接下来只需要选择点赞或无视，此处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被人际关系和名人效应所决定，它本身就是一种暗示。长此以往便将受众整体切割为一个个小的粉丝圈子，人们越来越看重“这个观点是出自于谁的”，而非“这个观点怎么样”。

仅我所见就已经有多位记者和律师在发布人权信息于群聊中的同时，随手还要附上个红包，求大家转发、求同行关注，这是种很令人心酸的场景，不论你怎么认为，反正我不忍心去拿这样的红包。很遗憾事实证明，传播理论和资讯都已变得困难，发红包才能吸引人们转发，作者是熟人才会点击，换个笔名就没人认识你了。即便在同一个群聊里，如果你与众人不熟悉也会被忽视。

最终人们看到的有可能不是真理，而是最有钱最喜欢发红包的人、或者大众情人式人物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希望大众情人们都是智慧的结晶，不过在中国的网络上，这两点价值很难兼备，内容审查的大门槛造就了一个规律：越明白的人“死”得越快，越是有真知灼见越难以获得知名度。

中国人还没能拿到选票，但早已娴熟于贿选，微信里的拉票和求点赞你一定不陌生。日前出现了一件有趣的事，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研究生代表选举，其中一位本地生候选人巫堃泰在社交网络爆料，称竟逐连任的内地生朱科在群组内发放微信红包拉票，并有群内人留言“已投”（上图）。巫堃泰遂向廉政公署举报，认为微信红包有现金价值，希望引用《防止贿赂条例》，要求廉政公署介入调查此事件。香港记者查证指，《防止贿赂条例》“附表1”对“公共机构”定义的第35条，确实包括“香港大学”在内。

‘存在即合理’这个歪理在中国很少有人能用行动去抵制，一些留言对此表示：“这是种生态，生存才是首要目的，想生存就需要学会适应和使用那些社会潜规则……比如人们都在借贿赂的方法拉高人气，你不用的结果就是在竞争中失败”。听起来有些道理，畸形的价值观基本就是这么形成的。

舆论氛围真的很糟，嘲弄他人的痛苦也成了所谓风尚，‘蓝瘦香菇’就是中文舆论场恶趣味的标志。当你身边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共情能力，以一种变态的审美为荣，你也很可能难逃此劫，就如一个party，人们都在笑的同时如果你做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很快就会变成“异类”。失去共情能力是政治动员的大碍之一，另一个是上面提到的互信度低下。

粉丝圈子的形成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基础认知水平落差过大，一些人认为是常识性的老掉牙的话题，另一些人会感觉惊讶。两周前我在中国网络上发布英剧《黑镜S3》推出的消息时，有网友问“中国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回答Netflix已授权中国视频网站发布它的内容，虽然我不支持这个做法，但总比Netflix进入中国好太多了。首先，这个消息是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公开于英文媒体的，当时我在twitter也有发布，但没有译成中文，其次更有趣的是，很多中国网民对我的回复表示惊讶：“你居然认为Netflix不进入中国是好事？！”

很明显，我在GFW内外有完全不同的受众群体，而我并没能用内容吸引墙内的人到墙外来。关于恐怖主义问题的争议在美国大选议题中被中国舆论突出，日前将旧文修改后重新发布，而微信的用户大多留言要求“做成图片”，我拒绝了，因为文字较长，内嵌链接也无法在图片中显示。我感觉他们已经放弃了阅读，而不是想办法去翻墙。

M是位专栏作者，日前有自称是他“忠实粉丝”的网友私下提了几个问题让他哭笑不得，因为相关问题他都曾经写过专门的分析，其中部分就发表于那之前不久，反过来看就是，这位“忠实粉丝”当时的转发收藏并没能对其认知起到什么作用。

“可惜我只会讲道理”，一位理论人士这样说道。如今似乎已经变成了几乎没人喜欢听道理，直觉和情绪做为获取信息的前提条件，它受到人际关系、环境状态甚至还有GFW的限制，也就是你的知名度、所处平台用户的平均认知水平，还有不翻墙的人有多少。

理论人士被指责“不接地气”，然而在局域网中文语境里，这个“地气”不是一般概念上的意思，它指的是中国舆论场的氛围、人们普遍的认知习惯和表达习惯，简单说就是浅薄－－口水、吐槽、把受众普遍感知到的情绪发泄从来。不过如果基于文字影响效果的话，这里有个悖论，如果人们不感兴趣，讲的道理再有价值也难以发挥作用；如果希望人们感兴趣、触发直觉认同，那就需要浅薄，也就是没道理可讲。

请原谅本文使用了抱怨的口气，对社交网络弊端的抱怨也并非冷门话题，但抱怨不是目的，它只是个引起话题的线索，我依然相信可以找到解决方案，至少可以帮助我的读者减轻被它影响的程度。